“带同胞回家”：普吉沉船事故最后的搜寻
“中午退潮，船搁浅了，我们找到了在普吉事故中遇难的最后一个同胞。冥冥之中，如有安排。”
打捞出最后一具普吉沉船同胞遗体后的第二天早晨，民间公益救援组织浙江公羊队总队长徐立军与我相约普吉镇一个菜市场的早点摊。几天来，他和队员都在这里吃广式早餐，还是习惯中国味道。提起之前几天的搜寻，他拿起的筷子一顿，眼神低垂，久久才续上话头。他向我讲述了自7月5日事故后，他们如何去搜寻那些令泪眼涟涟的父母、丈夫、妻子魂牵梦萦的遇难者，如今终于可以“带同胞回家”。
7月11日，遇难者“头七”，下午在查龙码头，华人志愿者自发组织悼念。几乎同时，最后一具普吉沉船同胞遗体在皮皮岛被发现。（刘畅 摄）
7月7号上午，距离事发已经过去30多个小时，我们坐军舰来到沉船海域时，只有泰方的一艘打捞船在为潜水员做潜水的准备，浮在海面上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一天内就已被当地的救援人员带了回来，海面上干干净净。我们潜到水下，只有“凤凰号”的船体孤零零地立在海里，船翻时跌出的遗体和散落的遗物，若不是飘起来被捞走，已被海浪冲得不见踪影。真遗憾，我们来晚了。
但似乎也没有办法。我们7月6号一早才看到消息，当时正协助杭州消防局做消防演练。之前也想来泰北帮着救助溶洞里的小孩，看到这么多国人遇难，我们简单商量了一下之后，当即决定要来普吉岛帮忙，当晚就上了飞机。
我们去了是要协助寻找当时通报的50多名失踪游客，而海那么大，谁也不知道被冲走的游客会漂到哪里。但我们给自己定下目标，既然出了国，就无所谓民间，只代表中方的救援力量，必须找到每位同胞的遗体，让遇难者有尊严地“回家”。这个目标在接下来的一周，给我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压力。
所幸，自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创立的公羊队参与过各类灾难的救援，包括去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的海外救援，知道该怎么办。准备和调度工作从做出决定的一刻就开始了。海域救援首先要确定沉船位置，了解当时的洋流情况，测绘、分析洋流的走向，然后是实地的潜水打捞。从海南赶过去两位潜水员，而我带着海洋二所和水域救援专家等四名队员，拉着设备，从杭州辗转到普吉岛。
我们赶到查龙码头时，在场的救援队员已经打捞出近20名遇难者的遗体。当天天气晴朗，海面风平浪静。本来，我想着沉船地点离码头不远，我们坐着一艘船直接到就好。但因为当时军舰已出海作业，先由快艇把我们拉到码头外的一艘运输舰上，到了事发海域附近，才又转到打捞船上。也就是那天天好，要是大风浪里，搬着上百公斤的设备在两艘军舰之间走，危险可想而知。
当天在舰上主要是勘察水文和地形，为之后几天制定搜救计划做准备。当时我想，上个军舰便如此周折，之后的困难一定小不了，事后证明，果不其然。
到达现场后，我们加入到整体的救援团队中，听从中泰两方的调度。现场有许多工作组，针对遇难者，分为遗体辨认和处置遗体两个组，还有负责接待遇难者家属的工作组，而我们属于救援组。我们每天早上六点出海，大约工作12个小时，天黑后回到岸上，在驻地等待大使馆告知第二天派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再据此制定第二天的计划。
我当时想，我们带了先进雷达和潜水设备，得想方设法发挥它们的作用，绝不能成为给人家送水的。当时海面已被军方封锁，不能有私人船只进入，而我们的测绘装备，又不便在泰方的军舰上使用。通过大使馆的交涉，泰国政府才允许我们自己租船搜寻。当地的华人潜水公司帮忙，先把船借来，还有当地江苏商会捐款，凑够了油费。而那些华人潜水教练自愿成为志愿者，再加上从国内加派的四个深潜的队员，逐渐组成了20人左右的团队。
搜寻到最后一具遗体后，皮皮岛上的搜救队员们。（图片来自公羊队）
7号勘探完，我们与泰国海军、其他的搜救队一起，从“凤凰”号沉船内部打捞出8具遗体，当日仍有13人失联。8号我们决定要兵分两路，一个小组参与沉船附近的打捞工作，一个小组负责周边的搜寻。
沉船中，经过泰国海军和广州打捞局不断在船舱里面搜查，遇难人员已被确认出来，我们的潜水队员配合他们在40多米的深水里打捞。我不负责深潜，但我起初很担心队中潜水教练的心理状态，因为他们平时下潜，周围见到的可能是鱼，这一回头却可能漂来一具尸体。而在水深40多米的地方，能见度只有一米多，人呼一口气的耗氧量相当于陆地上的五口，氧气瓶里的氧气掉得非常快，一个人只能工作几分钟，一点儿操作上的错误都可能酿成灾难。所以，我们让有经验的队员提前讲解可能遇到的情况，要求潜水员高度集中精力，把注意力全放在搜救遗体的每个细节上，忽略其他的想法。
潜水员从那么深的地方上来，得在不同的深度停留，逐渐适应压力，回到水面上需要76分钟，他们就用接力的办法，把船舱中的遗体传上来。舱里的遗体有些穿了救生衣，有些没穿，已开始膨胀，有的遗体在水下时还完好无损，随着上浮时压力改变，血从七窍里流出来。
我从2004年开始参与救援，惨烈的情况见得多，能够在工作中保持冷静。首先想到的，是要确认身份。但对于我的队员，除了平时在训练时就会提醒，遇到打捞起来的遗体，我不会正面跟队员们说遇难者本身，而是尽量把情感和工作隔开，把尸体的变化当成自然现象来解释，比如，一段时间之后，尸体会膨胀、变色，告诉他们打捞上来遗体后，每一步要如何处置，把面对遇难者的时刻拆分成事务性工作的每一步。而遗体的处置有专门的小组负责，打捞回的遗体放在军舰上，运到军港，我们也不会与家属接触到，能专心工作。在那样紧张的环境里，救援时队员的状态都还行，但晚上回去后，会有队员表现得有些沉默。
图片来自公羊队
泰国海军在7月8日发现了船舱中的最后一具遗体。遗体几乎与驾驶室垂直，被压在船下的沙土里，露出一只脚。当时大家考虑挖一部分船下的沙子，把遇难者掏出来，但水下的受力环境复杂，不动下面的结构还好，如果动了沙土，在打捞的过程中船体晃动、倾斜，把潜水员压住，那就更麻烦了。7月9日时，泰方考虑把沉船打捞上来，然后再打捞尸体。我们便从国内运来水下机器人，帮助检测沉船周围的海洋环境，但海上风浪大作，而且打捞沉船不但涉及事故原因认定的问题，一旦船被拉起，搅动海底的沙子，海水浑浊，若水流再将遗体冲走，就不知所踪了。如今，遇难者的遗体还在水下。
而海中的遇难者遗体，留给搜救队的时间只有一周左右。因为遗体在两天左右会因为膨胀而上浮，再过两三天，皮脂脱落，浮力消失，会再次下沉，那时便难以再搜寻。沉船里打捞的同时，我们在更广阔的海域寻找飘走的尸体。但天公不作美，7月9日和10日，海上风浪大作，四五米高的浪就像事发当天一样，我们被颠得七荤八素，在船上吃不下饭，除了上船前吃些早饭，下了船才会吃东西。然而，截止7月10日上午时，虽然泰国救援人员在渔民帮助下又发现了两具遗体，但仍有4人失踪，时间越来越紧迫。
我们测绘洋流后发现，洋流自北向南流动，在沉船的珊瑚岛海域下游，有口袋形状的岛屿是洋流的收纳点，遗体最有可能漂到那里。于是，我们把目标锁定在45公里外的大小皮皮岛。
因为风浪大，原本安排我们7月11日再随军舰前去，但那样又会耽误半天，我们决定10号下午就上军舰，晚上在大皮皮岛连夜寻找。我定了5个搜寻点，而皮皮岛本身也是旅游的岛屿，当地人不愿我们寻找，我们仍靠当地华人帮忙寻找目击者，在可能的区域地毯式排查，但一无所获。
图片来自公羊队
当时，军舰停在皮皮岛的中部，之前的搜寻没有结果，第二天我们准备去南边的小皮皮岛，结果军舰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然而那时开始退潮，军舰搁浅了。舰上的泰国海军很不好意思，让我们坐在船舱里，他们呼叫来另一艘军舰，想用大绳子把搁浅的军舰拉出来。结果，另一艘也搁浅了。海军呼叫来第三艘体量更大的炮舰，又根本不能到近海来，只能停在外海遥遥相望。那时，只有最后一名遇难者没有找到了。
一筹莫展的时候，舰上的人透过望远镜发现有尸体起起伏伏，但海上颠簸很大，尸体的影子若隐若现，我们和海军去附近海域寻找。等到下午3点多，退去的潮水慢慢重新涨起来，遗体出现在了搁浅的军舰旁边。他自己漂到了我们面前。
所有人都看到了，全部赶过去。遗体腐烂严重，而之前刚刚在皮皮岛发现了两名落水的当地渔民，还不敢确认身份，直到在死者兜里发现了1000多块钱人民币和晕船药，我们才敢确认。
最后发现的遗体身上的人民币，沉船遇难者的身份由此基本确认。（图片来自公羊队）
大海捞针，哪里去找？竟然真的让我们找着了。我当时眼泪止不住得往下流，我觉得船不是搁浅，我们本不会再回去，是被硬留下来的，一定是同胞在呼唤我们，让我们带他走。因为风浪和搁浅，回到舰上很困难，我们轮流抬着他上了船，晚上才回到码头。我们在最后的窗口期，找到了最后一具遇难同胞的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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